杜甫的詩名,，在他生前并不顯著,，甚至在整個唐代都不算顯赫——如果與王維、李白相比的話,。到了宋代,，局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歐陽修不喜歡杜詩,，但這不妨礙他的重要門生王安石和蘇軾推尊杜詩,。其后，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等宋朝的重要詩家，都大力揄揚杜詩,。毫不過分地說,，是宋人奠定了杜甫的詩圣地位。

宋代之后,，人們對杜甫的贊美之詞更是鋪天蓋地了,。在各式的議論中，不少說得玄乎其玄,，仿佛杜甫的每一首詩都好,、每一句都極具深意。對于這些花哨的說法,，我們其實是不必多去理會的,，這是因為：懂行的人，一句話就夠了,；不懂行的人,，即使說得唇焦舌敝，也擊不中要害,。

面對繁多的詩論,，應該如何別擇？這時候，如果恪守這個原則,，一定是沒錯的：若是論者自身具備出色的創(chuàng)作能力,，那么其詩論最宜急觀。許多詩論之所以會讓人看得云里霧里,，根本原因往往是論者本人不擅長寫詩,。

所以，我們想要了解杜詩的好處,，應該去密切注意那些非常擅長寫詩之人的意見,。王安石寫有《杜甫畫像》一詩，開筆便說：“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绷攘葦嫡Z，就已說出杜詩的一大價值：堅姿,。

蘇軾經歷了“烏臺詩案”的風浪后,，寫有《王定國詩集敘》一文，里面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這句話貌似尋常，實則非常深刻：詩因人而尊,，杜詩之所以好,，源于杜甫其人的可貴，而杜甫的可貴,，就從他一飯不忘君這種行為中體現出來,，這也是一種堅姿。

強調杜甫的一飯不忘君,，似乎顯得杜甫只是在愚忠,，這為今日的一些聰明人所不取。然而聰明人對杜甫不以為然之處,，恰恰是杜詩最有價值的地方,。因為杜甫的愚,，并非真愚,，而是一種“擇善而固執(zhí)之”的篤定態(tài)度。杜甫的本心,，是為天下蒼生計量,，其著眼之處是大群幸福而非一姓江山的得失,，更不是自己一身的進退。在現有的人間秩序里,，合法的李唐政府是最能幫助杜甫實現理想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他忠于唐室,、心系李唐君主的安危,，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又有什么可指責的呢,？

無論時勢怎樣變,，杜甫身上這種對道義的向往與堅守精神，都是能夠保育人群的重要元素,。如果一個群體競相嗤笑杜甫的人生,，那么這個群體無疑是以臨難茍免為貴，一旦遭遇外患,，所出現的局面必然是人們各私其私,，不可能有人出來捍衛(wèi)群體的安全，結果將是一潰千里,。

《禮記》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对姟分?，愚?！币馑际钦f,，《詩經》能夠培育人溫柔敦厚的品性，然而人如果溫柔敦厚過頭了,，則有近于愚的風險,。對于《禮記》的這番話，章太炎在《國故論衡》里有這樣一個論述：“《記》稱《詩》之失愚,，以為不愚固不能詩,。”后面這句話當真是點睛之筆,，可與王安石,、蘇軾說杜之語互相發(fā)明。

所謂“不愚固不能詩”,，其實是在強調：人寧愿顯得愚,，也不能丟了生命堅守。怎樣的表現，會將一個人顯得愚呢,？杜甫一飯不忘君是如此,，司馬遷為李陵說話也是如此。當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發(fā)生之后,，漢武帝震怒,，滿朝噤若寒蟬，司馬遷站出來為李陵說公道話,，他難道會比后人更不知道,，漢武帝既是雄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暴君嗎,？在這個時候,，司馬遷似乎是一個愚人。

韓愈也是如此,。在舉國佞佛的大勢里,，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身居要職且名滿天下的他,，冒著生命危險勸唐憲宗停止佞佛,，為此差點丟了性命，最后被貶去了潮州,。在勸諫憲宗之前,，韓愈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的風險，但他還是去做了,。這時候的韓愈,，好像也是愚人。

然而我們看到,，歷史上那些了不起的事,，恰恰是這些“愚人”做出來的。只不過,，在聰明人滿街走的今天,，這種人恐怕是越來越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