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到香港工作后,，先后認識了3位法國學者：白夏（Béja）,、潘明嘯（Michel）和伊莎貝爾（Isabile）,。當時白夏和潘明嘯都在香港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任職,。這是一個由法國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凡在法國高校攻讀中國學科的研究生都要到這里待上半年才能畢業(yè),。

最先認識的是白夏,，記不起是誰把我介紹給他的了。他打電話給我,，約在一個酒樓飲茶,。我到酒樓時，他已經等在那里了,。他用流利的普通話和我打招呼,，又用嫻熟的廣東話點餐。我剛到香港不久,，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而女侍應則聽不懂普通話。于是只能靠這個“鬼佬”替兩個中國人做翻譯,?！拔母铩睍r他在黑龍江大學留學，也算是個“工農兵學員”吧,。他早年畢業(yè)于巴黎政治學院和東方語言學院,，后來取得巴黎第七大學的博士學位，專門研究中國知識分子與黨的關系,、公民與國家的關系以及中國政治制度,。他是法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資深研究員,，巴黎政治學院教授,。說來很巧，我當年在美國撰寫碩士論文時,，翻閱了大量英文論著,，覺得都是隔靴搔癢,，唯一看得上的恰好是白夏的論文。這次見面后,，我們的來往就多了起來,，而且他和我在國內學界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因此只要有人來港就會聚在一起聊天,。白夏的性格幽默開朗,，喜歡說俏皮話。有時候,，盡管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辯駁，總是詭秘地笑一笑,。過了兩年,，他調回法國，但一有機會就會到中國來,，每年總有那么一兩回,。在香港經停時他都會打電話給我，相約飲茶聊天,。白夏有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結,，他說，“中國已經變成我的第二祖國,?！焙髞砦覀冇泻荛L一段時間沒有聯(lián)絡。最近一次見面已是2010年了,。那時我在太湖邊跟隨南懷瑾靜修,，每月回香港一次。有一天在家里忽然接到他的電話,，說幾次經過香港都找不到我,，聽朋友說我出家做和尚去了，這次還是從北京的朋友那里拿到我的電話號碼,。說完我倆都在電話里大笑不止,。我請他吃飯聊天，飯桌上聽他說,，只要有機會還是想來中國工作,。聽說他后來果然在北京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當研究員了。

潘明嘯是白夏介紹給我的,，當時是中心主任,，瘦高個子,，話語不多,，性格內斂。他在學生時代就信奉馬克思主義，崇拜毛澤東和薩特,。1968年的巴黎“五月風暴”中,，潘鳴嘯是激進的左派學生。1973年,，他獨自來到香港,，一邊打工，一邊學中文,，回國后取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成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專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歷史,。他在香港求學期間結識了從內地逃去的知青,，和他們的交談中了解到正在中國發(fā)生的“文革”，因此對文革史,，尤其是知青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產生了興趣,。于是決定放棄原來對當代儒學的研究，而將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作為論文課題,。潘明嘯從70年代起開始采訪了許多知青,，大量閱讀文字資料，從中國的報章雜志到知青文學,，從官方文件到西方媒體的報道評論,，對知青問題的研究可謂細致入微，被稱為“法國老三屆”,。經過幾十年的研究,，2004年他的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在法國出版，2010年北京又出了中文版,?！八堑谝晃簧钊氲街嘀胁氖轮嘌芯康奈鞣綄W者，也是唯一一位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以研究知青問題為己任的西方學者,?！蹦壳埃嗣鲊[擔任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中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伊莎貝爾和我算是亦師亦友的關系。她也是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當時我選修了她的歷史社會學，做了她的學生,。伊莎貝爾的第一堂課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個漂亮的女人,，舉止高雅，端莊大方,，操一口純正的普通話,，講課特別認真耐心。當她知道我準備用歷史社會學方法研究知識分子問題時,，就說我應該認識她的丈夫,，因為他和我有同樣的學術興趣。過了幾天,，她就邀請我去家里做客,。這才知道他們曾有一段浪漫史?！拔母铩逼陂g,，伊莎貝爾來香港做研究，在圖書館遇到從廣東偷渡出來的知青龍先生,，兩人一見鐘情,，從相識、相愛到結婚,。一句法語也不懂的龍先生跟她到了法國,，伊莎貝爾挑起家庭重擔，支持丈夫從學法語開始,，一步步讀到博士,。伊莎貝爾不但是嚴謹?shù)膶W者，也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夫妻倆花了數(shù)十年時間研究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農村社會,。他們一有空就去村子里“蹲點”。10年前,，她回法國,，我們也就慢慢失去了聯(lián)系，但我一直等待著她的研究成果問世,。

如果說美國漢學家是承繼了外交官傳統(tǒng),，那么法國漢學家可以說是延續(xù)了傳教士傳統(tǒng)。前者浮在上層,，后者深入民間,。伊莎貝爾、潘明嘯和白夏無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