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山云影,，甌海潮蹤”,，一百年前，朱自清執(zhí)筆為溫州中學寫校歌時,，首先想到的是溫州的山水,。永嘉太守謝靈運，在這里留下了“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的佳句,，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稱雁蕩山為天下奇秀,。然而溫州一直算是荒僻之地，至宋室南遷才開始在中國文明史中發(fā)出屬于自己的聲音,，葉適代表的永嘉學派,、文學史上的“永嘉四靈”都于此時出現(xiàn)。直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曹雅直,、蘇慧廉等英國傳教士陸續(xù)由甌江上岸，不僅帶來了上帝的福音,，而且建立了最初的醫(yī)院和新式學校,，從信仰方式到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給甌江兩岸帶來新的改變,。溫州在清末民初出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者，包括“東甌三先生”,、孫詒讓,、劉景晨、林損以及稍晚的夏承燾,、夏鼐等,，還有集中出了一批數(shù)學家（蘇步青、谷超豪等）,。在工商業(yè)和地方建設上,，到民國年間也已卓有所成。這個進程一直到日軍攻入溫州,，才漸被中斷,，此后溫州有過一段漫長的停滯時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經(jīng)濟改革的大潮,，而有了名噪一時的“溫州模式”,。

溫州人勤勞，敢拼,，吃得起苦,，這是地少人多、環(huán)境艱難,，在漫長的時光中慢慢形成的地域性格,，這是溫州生意人遍滿全地的原因，這種生存逼出來的商業(yè)沖動,，天然就有缺陷,。在1980年代轟動全國的“抬會”事件中，就看得很清楚了,。近年不斷傳來的消息,，都是溫州民營經(jīng)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這種困境也可以看作是一個老大民族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必然的遭遇。也許人們更容易看到溫州的獨特性,，其實溫州人首先是中國人,，中國國民性的種種優(yōu)劣都體現(xiàn)在溫州人身上。溫州更是這個龐大經(jīng)濟體中的一個局部,，中國如何,，溫州便如何，溫州只是中國的一個部分,。溫州的命運是與整個國家的命運完全連在一起的,。只是溫州走得更快，一度走在了前面,，因此更敏感,、更脆弱，問題更容易暴露出來,。

溫州人今天的委屈,，正是一個過渡時代所遭遇的尷尬，一方面物質(zhì)的成長帶來了眼花繚亂的變化,，一方面是無力面對這個變化了的時代帶來的焦慮,、不安。現(xiàn)代化就其本質(zhì)來說,，乃是文明的轉型,，不光是制度上的轉型，也包括社會的轉型,、文化的轉型,。溫州上一輪的文明轉型始于19、20世紀之交,，不幸于1950年代被折斷了,。很多的溫州人渾身上下似乎每個毛細血管都散發(fā)出追求財富的欲望,，就是因為大家都經(jīng)歷了那個窮怕了,、餓怕了的歲月。 最近的三十幾年來,，溫州正在經(jīng)歷第二輪從農(nóng)耕文明向工商業(yè)文明的急速轉型,，但人還是農(nóng)耕時代的人，制度也還帶著農(nóng)耕時代的濃重痕跡,，農(nóng)耕文明的思維依然起著主導的作用,。

誠然，“溫州人”也不可一概而論,，畢竟這不是一個集合名詞就能概括得盡的,，任何簡單化的判斷都容易失真,。對于委屈的溫州人來說，與其一個勁地往前趕路,，不如停下匆忙的腳步,，仔細回望曾經(jīng)走過的軌跡，認真思想將要前行的道路,。某種意義上說,，溫州向何處去，也就是中國向何處去,。放在整個中國版圖上,，在文化上、國民素養(yǎng)上,，溫州大概都處于中間狀態(tài),。很長一段時間，我總感覺溫州在中國的樣本意義被放大了,，應該是還原本來面目的時候了,，只有從事實出發(fā)，溫州人才有可能真實地認識自己,，真實地面對自己,，委屈與否并不那么重要。

如何把更多精力,、心思轉到文明建造方面,，對于幾十年來一直陷于利益追逐當中的溫州人來說，這是更重要,、更具有根本性的選擇,，也是最難的?；蛟S需要更長的時間,，才會有更多的人慢慢明白這一點。幾十年拼經(jīng)濟拼下來,，溫州最緊迫的已不是吃飯或溫飽問題,，而是文明問題。換言之,，今天,，面對溫州困境，最值得思考的也許已不是溫州如何繼續(xù)富起來或富下去的問題,，而是如何文明起來的問題,，溫州真正要面對的是兩百年來沒有最終完成的文明轉型問題。這是溫州的方向,，也是中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