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陳寶箴領諸孫及重孫合影于江西南昌，左起：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寶箴,、陳封可（陳衡恪子）,、陳衡恪、陳隆恪

4月12日,，一場題為“解讀晚年陳寅恪”的講座在廣州圖書館舉行,。講座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社科聯(lián),、信息時報社聯(lián)合主辦,，《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陸鍵東主講，本文為演講摘錄,。

陳先生祖父,、父親到他三代人，都是很有悲觀色彩的人生,。陳寶箴,，半世蹉跎，中青年之后,，一直是以副職的身份在曾國藩集團里任職,，60歲之后才第一次獨當一面出任湖南巡撫?？墒?/span>1898年戊戌變法,，陳寶箴父子一生的抱負與雄才毀于一旦，被革職,，永不敘用,。這一年陳寶箴67歲，兒子陳三立45歲,，同樣被革職,。永不敘用就等于政治生命永遠結(jié)束，這對人生的打擊非常大,，可以說改變了人的后半生,。

幼年的陳寅恪基本上是延續(xù)了陳三立中年以后的人生烙印，與現(xiàn)實政治保持了相當?shù)木嚯x,。我們可以作這么一個推論,，現(xiàn)實政治是陳先生，擴而大之,，是陳寶箴家族一個人生傷心地,。

回首陳先生的前半生,，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軌跡，不管是有意或者說是命定,，他與現(xiàn)實政治總是保持著足夠的距離。陳先生12歲就東渡日本留學,，然后二十多年間斷斷續(xù)續(xù)橫跨歐美兩大洲,，所學的不是熱門之學，相反,，卻是絕學,。20世紀前期，最熱門之學是什么呢,，一個是政治科,，一個是軍事科，還有一個是經(jīng)濟科,。陳先生偏偏選擇了古代語言,、佛經(jīng)，可以說是絕學的學科,。從現(xiàn)有的材料可以看到,，青年時代的陳先生，用現(xiàn)代語言來講,，其實是個“憤青”,。他對時局，對整個世界大局,，對中國現(xiàn)實的判斷和議論,，那種厲害，絕對不下于當時熱衷政治的人,。之所以選擇這種絕學,，我認為可以看出，一個慘遭頓挫的世家給子孫的影響,。

36歲的陳先生回到中國,，選擇了清華國學研究院。此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其實已經(jīng)南移,。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北伐軍從廣州出發(fā),，要統(tǒng)一中國,，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中國的政治中心,，從1926年開始就已南移,。陳先生這一年回國,，不管有意無意，他選擇了北平,，其實這個時候的政治中心已經(jīng)不在北平了,。

1940年夏天，陳先生到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這一年,，中央研究院要改選院長。陳先生在重慶的時候,，第一次親眼看到蔣介石,，因為蔣介石在會議期間設了晚宴招待專家。很多年之后,，我們在吳宓的日記里看到陳寅恪的這首詩——《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吳宓在日記中不僅詳細記錄了這首詩，而且還作了精彩注解,。詩中的第三聯(lián)“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吳宓的注釋就講了,，“看花愁近最高樓”就是陳先生諷刺蔣介石,，他第一次看到蔣介石，很失望,，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其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陳先生對毛澤東客氣多了,，起碼現(xiàn)在還沒有發(fā)現(xiàn)有一首詩是他直接諷刺毛澤東的。

縱覽陳先生60歲以前的人生,，不管他有意無意,，他與現(xiàn)實政治始終保持著相當?shù)木嚯x。我認為,，這就是陳先生1949年選擇廣州的一個決定性的個人性格因素,。這種個人性格因素是潛意識的，每到關(guān)鍵時刻,，這種潛意識每個人都有,，它會左右一個人對自己未來的判斷，也可以說這是人性,、秉性的自然軌跡,。陳先生一家四口乘著海輪來到廣州，出現(xiàn)在廣州嶺南大學的校園里,，好比“故地重臨”,。陳先生是第一次來到嶺南大學,，可是從后來的事跡來看，陳先生好像重游故地,，無論從精神上,，還是體會上，他都好像回到了一個非常熟悉的精神老家,。不像是“走難”,，反而是“回歸”。 

陳先生的學術(shù)尊嚴,，對上課的精心準備是一個表現(xiàn)，把上課作為維持自己生命的重要儀式,。1953年他為中山大學歷史系印制的《兩晉南北朝史》講義,，如果不講背景，都是很一般的教材,，甚至還有些發(fā)黃,。可是只要我們回到1953年的中山大學,，就會發(fā)現(xiàn),，至少是我發(fā)現(xiàn)，我看過1953年兩個學校（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的教材,，陳寅恪這本教材，是整個中山大學人文科學最精美,、最好,、最結(jié)實的教材。換句話來講,，是一個質(zhì)量檔次最高的教材,。

陳先生的眼睛瞎了，他絕對不是眼睛能看的時候說要設計成這個樣子,，惟一的解釋就是,，陳先生對學校的員工吩咐，我的講義,，必須要印刷成什么樣,。他不一定設計這個樣式，他只是表達他要用最好的教材,，用最好的東西來印他的教材,。我也看到一些印刷得很差的陳先生的教材，不過那是在54,、55年以后了,。你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中山大學是怎么對一個教授的。53年他是作為嶺南大學的著名教授合并到中山大學,，他提的要求還有人聽,，還有人尊重。到了54,、55年,，一系列的抓特務啊、肅反（運動）,，就沒有了,。 

陳寅恪著書，因為眼盲,，不能做到心到手到,。所謂心到手到就是，我們正常人,，無論是不是在寫東西,，只要一得到靈感，馬上就可以記下來,。對于盲人來講,，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他的心想到一個點子,，不能馬上把它寫下來,。50年代陳先生有一些手稿，根本認不了的,，常人看來那些字是重疊的,。

著書跟寫作，在陳先生看來就隔了一道墻,。他想好文章,，想好一個題目，必須要長時間打腹稿,，必須要牢牢記住其中要點,，然后等到第二天，助手來的時候,，把他想好的東西重新口述一遍,。有時候最精彩的句子、最精彩的思想不是能夠記得下來的,，就是那一瞬間,。甚至是同一個意思，不同心境下描述同一個事件，你的句子,、你的語氣都是有差別的,。失明的陳先生，就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上浪費了他晚年大部分的生命,。他一般的工作每天上午9點15分開始,，一直到1點。工作到1點鐘,，才吃飯,。這是他每天工作的時間。吃飯后就午休,，午休一陣子,，整個下午到晚上就思考明天要對助手口述些什么內(nèi)容。

很多時候,，陳先生想好的稿子,，一覺起來就忘了。最精彩的句子,，就沒有了,。陳先生晚年最好的句子,，相當部分曾經(jīng)存在于他的心里而沒有發(fā)表出來,。到了口述的時候，他只不過是在借助手之手寫作,，無論靈感,、語氣與生動都已經(jīng)和存于他內(nèi)心的歷史場景有異。陳先生晚年最大的痛苦,，除了病痛之外,，就是著述與寫作的痛苦。他是以全部生命投入著述,。晚年陳先生的神經(jīng)衰弱與失眠已經(jīng)日趨嚴重,，睡不著覺，因為要想問題,。中山大學鑒于這一點,，提醒學生，不能去打攪陳先生,，晚年的陳先生一般不接待任何人,。這為他帶來了一片寧靜之地，也帶來很惡劣的后果,。

從1953年中山大學合并開始,，中山大學大部分的師生、員工,、家屬,，都很不屑陳先生,。不屑什么呢？他吃最好的,，住最好的,，又不讓人打擾，他整天就是吃睡,，什么活都不干,，讓勞動人民養(yǎng)著他，還發(fā)他高工資,。所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首先倒霉的不是那些當官的,，反而是陳先生,。盡管工作組一直壓著，說不能動他,，可是那個時候所有中大的人都說,，這個盲人真是“蛀米大蟲”。當年陳先生已經(jīng)聽到這種議論,，他說,，很多人以為我養(yǎng)尊處優(yōu)，整天吃了睡睡了吃,，其實沒有人知道,，一天24小時除了睡覺，我的大腦都在運轉(zhuǎn),，都在思考問題,。 

七八十年來，中國無數(shù)知識分子,，都在時代的變換中丟失了自己的出處,。實際上，大部分人都是有意識地拋棄自己的身份,?；剡^頭來看，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是欣然接受極左思潮,，相當多的人是由衷承認自己必須脫胎換骨的。

知識分子拋棄自己的身份真是時代劇變的一個縮影,，當代中國變革的最大特點,，就是轉(zhuǎn)型的功利性與所謂革命成果的直接變化。知識分子的放棄與迷失，是因為他們馬上可以在這種功利性的變化面前直接獲得利益,。最直接的表現(xiàn)就是,，在極左年代，你一旦獲得極左的話語權(quán),，就可以馬上批判他人,，馬上獲得連帶的非常稀有的學術(shù)資源。所以當代研究知識分子,，大部分的人都講是政治原因,，其實我認為，根本的還是經(jīng)濟原因,。這個經(jīng)濟不是說有錢,，而是資源的原因。你批判他人,，你就獲得出差的機會,，你就獲得在臺上發(fā)言的機會。所以這些學術(shù)資源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一定都是良心有虧欠的,，而是因為整個思潮，20世紀中國變革的思潮,，都是以功利性為進步的標志,。從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知識分子只是這個潮流下的很可憐的一分子,。

陳寅恪的超群意義就在于,，他無時無刻都在確定自己的身份,。他就是中國文化的續(xù)命之人,。他最直接的表現(xiàn)就是“窮愁著書”。因為他從始至終都確定自己的出處身份,，所以所有紛紜的世相,，在他眼中不過是過眼云煙。他既然沒辦法脫離這個俗世,，“窮愁著書”就是他惟一的生存方式,。同時，也正是他的精神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反差極大的對比,，又讓他的著述很有批判性,、現(xiàn)實感，同時又富有一個知識分子生命體驗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