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方迎忠/圖）

2023年，《巴金：激流一百年》出版,，是林賢治繼寫作《人間魯迅》《漂泊者蕭紅》《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等傳記之后,，又一次將目光投注于波云詭譎的大時代，尋覓知識分子的精神蹤跡,，與歷史纏斗,，不止不休。林賢治說自己多少有點“歷史癖”,，他的關(guān)心不僅在于知識分子的人格氣質(zhì),，更要將他們還原到社會歷史的語境，從時代氣氛,、社會事件,、人世浮沉中牽引出諸多線索，進而以心靈接近心靈,，寫人亦是寫史,。

1986年，林賢治出版了《人間魯迅》的第一部,，一個鮮活的,、作為“人之子”的魯迅從層疊的史料與詩意的語言中復(fù)活。1980年代初,，王富仁等學者提出“首先回到魯迅那里去”,，林賢治寫作的精神質(zhì)地與之相似，成為轉(zhuǎn)型之際激蕩思想現(xiàn)場中獨特的一脈,。對于林賢治而言,，魯迅是其度過艱難歲月的幽微火燭，閱讀魯迅的經(jīng)驗早已鐫刻在他的情感,、思辨與生命之中,，因此流瀉于筆端的文字也飽含情思與洞察。在魯迅代表的知識分子精神傳統(tǒng)的延長線上,，蕭紅,、胡風、巴金等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吸引林賢治持續(xù)地回到史海潛心鉤沉,，他將散落的記憶連綴,，讓凝固的歷史書寫再度流動起來。

林賢治1948年出生于廣東省陽江市的鄉(xiāng)村,，父親開私塾,、行醫(yī)，注重對他的教育。1981年,，林賢治被借調(diào)到花城出版社,，任《花城》雜志編輯。現(xiàn)在他已退休,，被花城出版社返聘繼續(xù)從事編輯工作,。盡管早已離鄉(xiāng)寓居廣州多年，他的精神歸依卻始終在故園,。然而,，他不愿將鄉(xiāng)土浪漫化，也拒絕田園詩情調(diào)的審美化表達,。他的故園意味著生命經(jīng)驗中難以抹除的苦難記憶,，也是他始終關(guān)懷的女人、孩童和老人,，他們的聲音難以固著為文字,，邊緣群體的記憶終將在時間的疾行中流散。林賢治是捕捉記憶,、為記憶賦形的人,，他寫母親的故事、姊妹的故事,，也作為編輯,、出版人，編輯口述史,、紀實性寫作等,，保存受難者的記憶，一以貫之地“以記憶對抗遺忘”,，看見歷史夾縫中的人,。

1982年，林賢治在深圳（受訪者提供/圖）

與林賢治交談,，時時會感到他給人以尊重和照顧,，他性情幽默，常伴笑聲,。談及老友們因年歲增長而身體衰弱,、疾病纏身，是他少有流露出傷感的時刻,。林賢治歷經(jīng)了時代的幾度變遷，創(chuàng)作力依舊不減,。他還保持著凌晨4時睡覺的習慣,，因為“夜晚太好”，好時光總要留給讀書和寫作。我們從《巴金：激流一百年》開始談?wù)撍麑v史的關(guān)懷與理解,。

“巴金是一個天生喜歡做夢的熱情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不久前出版的《巴金：激流一百年》,，名字很有氣派，請問有什么寓意嗎,？

林賢治：《巴金：激流一百年》,，其中“激流”一詞，源于巴金“激流三部曲”,。這里使用有兩層意思：一指變革的時代,；近100年間，確是魯迅說的那種可生可死,、方死方生的“大時代”,。二、巴金活了101歲,，一生從生活到思想,，尤其后者，經(jīng)歷了載沉載浮的激烈變遷,。

南方人物周刊：“安那其”三個字貫穿了巴金的生命和你寫的這本傳記,。早期的巴金是個堅定的安那其主義者。后來歷經(jīng)風云,，巴金擱置了自己的安那其精神,。及至晚年，當巴金重拾寫作,，安那其精神又重新點燃,。究其一生，安那其主義和巴金呈現(xiàn)非常復(fù)雜的纏繞關(guān)系,。在你看來,，安那其精神之于巴金意味著什么？我們?nèi)绾稳ダ斫獍徒鹕砩系陌材瞧渚瘢?/span>

林賢治：安那其主義思想確實纏繞了巴金一生,。你使用“纏繞”二字,，非常準確。安那其主義在五四時代屬于主流思想,，巴金總說他是“五四的兒子”,，一生不曾放棄，而在內(nèi)心里默守,。安那其主義有不同的派別,，在巴金那里，主要是反對國家主義,、集權(quán)主義,，反對政黨政治而提倡勞工團結(jié)互助,、自主自治的社會運動。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包含了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俄國平民知識分子中的民粹主義成分，代表一種關(guān)于人類解放的理想,。巴金從青年時起,，就立志做一個社會活動家、革命家,，而不是作家,。而結(jié)果呢，他做成了作家,，這是有違初衷的,。他不甘心于理想的幻滅，晚年努力地往回走,；由于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實際上他已經(jīng)回不去了。

南方人物周刊：巴金除了是一位杰出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翻譯家,。巴金的翻譯實踐早在成都老家時就已經(jīng)開始，作品包括無政府主義思想論著,、俄蘇小說等,。他特別注重學習外語，在法國留學時學習法語,，進入朝鮮戰(zhàn)場之后仍在學習朝鮮語,、俄語。你覺得巴金為什么執(zhí)著于語言學習,？翻譯對巴金的作品風格和思想理念又有怎樣的影響,？

林賢治：巴金無疑具有學習語言的天賦。不過,，他學習外語并不在于語言本身,，這與他的世界主義觀念大有關(guān)系。尤其是世界語,，它就是無政府主義的通用語言,。在巴金的同代人中，有許多人學習世界語,，幾成一代風氣,。由此可以看出，那代人少有精致的個人主義者,、犬儒主義者,，而普遍表現(xiàn)出一種開放的,、激進的、獻身社會而一往無前的狀態(tài),。

翻譯對巴金思想的形成，直到語言風格的創(chuàng)造,，都有直接的影響,。巴金正如魯迅說的那樣，讀外國書多,，讀“中國書”少,，所以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那種引經(jīng)據(jù)典,、扭扭捏捏的習氣,，士大夫氣、才子氣,，各種“毒氣和鬼氣”,，在他的作品中是最少的，行文特別明朗,、干凈,、流麗。

南方人物周刊：家庭與個人,，是五四新文學的重要命題之一,。進步青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紛紛叛逃舊式家庭,，卻又無法徹底割舍家庭,。巴金在年輕時期寫下《家》（1931）來反抗舊式家庭，也在中年后寫下《憩園》（1944）等懷舊之作,。許多中國現(xiàn)代作家在作品中也呈現(xiàn)此種矛盾,，如何理解五四青年對“家”的叛逃與重返？

林賢治：中國人對“家”的皈依,，一是因為中國是古老的,、封閉的小農(nóng)社會，由來缺乏自由的政治,、經(jīng)濟貿(mào)易活動和社交活動,，家是最緊密的生產(chǎn)和生活的共同體。二,，中國是傳統(tǒng)宗法社會,，重視血緣關(guān)系，國家政權(quán)也為皇帝個人及其家族所掌控,，家國同構(gòu),，即所謂“家天下”,，影響深遠。三是儒家文化浸淫的結(jié)果,。儒教為父權(quán)制提供根據(jù),，崇尚權(quán)威，上下有序,，馴順忍從,。五四首倡“個性解放”，一度顛覆了這套倫理秩序,，但很快便隨著集權(quán)制度的重建而修復(fù)了,。巴金對于家庭的叛逆與回歸，在那代人中并非罕見的現(xiàn)象,；只是從決絕到包容,，前后反差之大，顯得更“典型”而已,。

南方人物周刊：熱情昂揚是巴金青年時期作品的重要特質(zhì),，其浪漫特質(zhì)鼓舞了無數(shù)青年。在1940年代中后期,，一批諸如《第四病室》《寒夜》等充斥著迷惘氣息的作品呈現(xiàn)出巴金創(chuàng)作的另一面,。怎樣理解巴金小說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型？如果巴金延續(xù)這種寫作,，你覺得他能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開拓怎樣的未來,？

林賢治：關(guān)于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我確信個人氣質(zhì)是第一位的,，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及其生存狀態(tài)是第二位的,，然后才說到文學本身，觀念,、方法,、形式風格等等。巴金是一個天生喜歡做夢的熱情的人,，年輕時還相當任性,，崇尚自由，向往革命和英雄主義,，所以寫出前期如《滅亡》及“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等系列作品,。后來改變了主題風格，寫出《第四病室》《憩園》《寒夜》等,，一是進入中年寫作,，生命能量的弱化，個人生活的改變,，心態(tài)相應(yīng)地起了變化,，此外,，跟時代環(huán)境的劇變也很有關(guān)系?？傊?，關(guān)注點或興奮點或痛點明顯出現(xiàn)了位移。很難設(shè)想巴金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未來有怎樣的拓展,，我們只需看待這樣一個事實：一個平庸的,、粗陋的中篇小說《三同志》，居然前后寫了十幾年,！可以想見，他的創(chuàng)作才能已經(jīng)完全被毀壞,，根本談不上什么小說藝術(shù)了,。

南方人物周刊：1936年，左翼文藝界圍繞“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兩種創(chuàng)作傾向展開論爭,，堅持無政府主義的巴金受到不少攻擊,。然而，在巴金的作品中,，平等,、自由精神同樣帶有左翼色彩。如何理解巴金與左翼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如何理解安那其精神與左翼革命之間的關(guān)系,？

林賢治：在上世紀30年代，巴金無疑是左傾的,、激進的,。他同“左聯(lián)”中的一批青年作家一樣，都是不滿現(xiàn)實,，反抗黑暗統(tǒng)治的,，不同則在于組織觀念和思想觀念方面。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不曾加入任何黨團組織,，自然不會聽從來自組織的指令，沒有“遵命文學”,。此外,，他不贊成政治革命，而是鼓吹社會革命,，強調(diào)反抗的群體性,、自發(fā)性、民主性,。當時,，他是強烈反對照搬蘇聯(lián)的一套,，反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而這些,，恰好構(gòu)成“左聯(lián)”作家從思想,、組織直到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傳記呈現(xiàn)出一種非常獨特的風格,，不完全拘泥于傳主個人的人生經(jīng)歷,，而是在和同時代人的對比中突出傳主的特殊之處。并且,，經(jīng)常著重描寫意味深長的時刻和頗具戲劇性的事件,，帶有很強的情感能量。這種寫法是你有意為之嗎,？是否為了更貼近傳主的內(nèi)在精神,？

林賢治：傳記這東西，本來有多種寫法,。一般的傳記,，都是傳主一生生活的實錄，相當于年譜的放大,，少有探究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我是重視巴金的精神世界的。選擇性地交代他的人際關(guān)系,，各種活動,，前前后后，都在力圖表現(xiàn)他的精神追求和思想變化,。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活在精神里面，所謂“生活在別處”,。

南方人物周刊：在傳記中,，你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某種傾向性，對于一些歷史人物諸如周揚,、郭沫若等,，有時候會不留情面地批評。這種表達方式在一本傳記作品中,，你是否會擔心被指摘主觀色彩較強,？

林賢治：我從來不認為傳記，包括歷史著作是純客觀的,，沒有主觀意識的介入,。我非常討厭所謂“價值中立”的說法。早在確定一個傳記的寫作框架之前，作者的主觀意圖及認識,，就相當于衛(wèi)星定位系統(tǒng)一般,，已經(jīng)作為一種導向而先期存在了。

“講真話,，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考驗”

南方人物周刊：在寫作巴金傳記之前,，你已經(jīng)出版了《人間魯迅》《漂泊者蕭紅》《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等作家傳記。你為什么會為這些作家寫傳記,？他們之間在精神向度上有什么相通之處嗎,？

林賢治：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魯迅是一個異數(shù),。自以白話文運動為標志的“文學革命”誕生之日始,，魯迅就代表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自由的、批判的,、平民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傳統(tǒng)的概念遠大于流派，它首先是精神性,、方向性的，吸納了歷史文化的深層因素,，形成某個特定的譜系,。在魯迅的文學傳統(tǒng)中，同一譜系的有胡風,、蕭紅,、蕭軍、王實味,、路翎,、七月派詩人群；像丁玲,、艾青,、巴金，基本上也可以算在里面,。這些作家秉承了魯迅的精神,，作品中確有一脈相通之處；他們的命運,，一生的升降浮沉,，足以影響一代文學的品質(zhì)。在這中間,，也可觀測時代的遷流,，窺見歷史的復(fù)雜、奇詭,，以至殘酷的另一面,。

南方人物周刊：你接下來有沒有撰寫其他作家傳記的計劃,？除了你常寫的魯迅、蕭紅,、胡風等,，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你還有哪些青睞的作家或者作品？

林賢治：美國思想家愛默生說過,，傳記是最好的歷史,。顯然，他是從史料,、史實方面說的,。好的傳記，應(yīng)當是有歷史感的傳記,；除了翔實豐富的史料,，要有史識，有文采,，有判斷力和表現(xiàn)力,。如果說傳記一定要“青睞”傳主，那么,，傳主的文化含量在這里就顯得很重要,。我多少有點歷史癖，所寫的傳記,，如魯迅,、王實味、巴金等,，除了文學,，與社會歷史有較密切的關(guān)系。我總覺得,，把傳記困在個人那里沒太多意思,。

南方人物周刊：當人們提起林賢治的名字，首先想到的便是魯迅,。你從1980年代開始寫作魯迅傳記,，對于魯迅的研究持續(xù)至今。對你而言,，研究魯迅是在研究什么,，與你個人的生命歷程有關(guān)嗎？學界的魯迅研究愈發(fā)精深化,，你覺得比較理想的研究和寫作狀態(tài)是怎樣的,？你覺得當代青年應(yīng)該怎樣閱讀魯迅？或者說魯迅對我們今天意味著什么？

林賢治：認真說起來,，我不是學者,，不是搞硏究的。對于魯迅傳的寫作,，開始全出于情感上的需要,。這種要求，別人很難體會,。當我前后兩次陷入精神危機的時候,，是魯迅的精神人格及其思想的感召力拯救了我。我曾在《一個人的愛與死》的序言中交代過：在個人閱讀史上,，多出一個魯迅或少一個魯迅是完全不一樣的,。但當進入《人間魯迅》的寫作之后，才發(fā)覺需要大量的知識資源的援助,。魯迅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逼迫我閱讀了許多相關(guān)的書籍，即便如此,，也難究其博大精深于萬一,。

對于魯迅，與專家學者的研究相比,，倘說有不同處,，大約是我不曾把他當成研究對象，而是一個“人”,，一個敬愛的師長，如此而已,。對于“學界”,，我沒有興趣作更多的了解，只是覺得,，對魯迅作學術(shù)性的分解是危險的,。如果對魯迅的思想人格沒有一個總體的把握，恐怕研究越是“精深化”,、細化,，距離魯迅則越遠。

我不能回答青年應(yīng)該如何閱讀魯迅,。其實魯迅早就說過,，青年不需要什么“鳥導師”。我以為,，只要有一定的人生經(jīng)驗,，特別是有嘗過一點苦頭的經(jīng)驗，把文字弄通、背景弄通,，讀進去就可以了,。要相信魯迅作品自身的魅力。

南方人物周刊：知識分子問題是你在巴金傳及其他作品中反復(fù)提及的,。你透過巴金的歷史抉擇觸及了知識分子的勇氣這個話題,，正如紀德寫下《訪蘇歸來》批評羅曼·羅蘭無視蘇聯(lián)的社會問題，知識分子講真話的勇氣難能可貴,，怎樣理解這個問題,？

林賢治：如果從社會身份、從職責來說,，知識分子本來就是一個講話的角色,，所謂“社會的喉舌”。所以,，講真話,，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考驗，甚至可以說是艱難的考驗,、痛苦的考驗,。就此點來說，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南方人物周刊：你一直以來都重視知識分子問題,，也致力于知識分子精神史的寫作，著重關(guān)注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功能和倫理道德關(guān)懷,。你是否會覺得這樣的寫作可能生成相對固化的視角或模式,，或者說，如果僅談?wù)撝R分子的問題,，會不會陷入某種匱乏,？

林賢治：是的。我近年對知識分子問題比較關(guān)注,，大約因為閱讀的,、日常接觸的也多是知識分子的緣故吧。不過,，對于社會改造,，知識分子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群體。單論知識分子問題本身,，便涉及眾多學科,，有太多角度、眾多面向,，對它的探究不可能被“固化”,。關(guān)于這個群體,，我寫過多本傳記、評論和隨筆,，不但不覺得資源匱乏,，相反觸及的問題太多，有被包圍之感,。有許多命題,、題目，都在等待自己去做,、去發(fā)掘,。由于我的寫作多受情感和欲望所支配，有可能轉(zhuǎn)身又寫別的東西去了,，寫什么很難說,，事先并沒有嚴整的規(guī)劃。

鄉(xiāng)下人與“封閉性寫作”

南方人物周刊：你多次在訪談中提到,，你的寫作和研究的原動力來自于家鄉(xiāng)那片土地上的老人,、孩子和女性，你也常常說自己是“農(nóng)民的兒子”,。離開家鄉(xiāng)多年,，作為一名寓居廣州多年的知識分子，對你的寫作來說,，家鄉(xiāng),、農(nóng)民意味著什么？你的寫作會受到地域性格,、方言的影響嗎,？

林賢治：我是一個鄉(xiāng)下人，骨子里土氣的東西很難被置換掉,。我承認,，故鄉(xiāng)是我的精神之根。重要的,，不是因為它可以為我提供寫作的素材和語言,，而是給了我一種皈依底層的愛,，對于生為弱者的同情心,，一種原始的正義感，平等意識,，一種平民品性,。我深知城市文化和“上流社會”的異化力量的強大，只好盡力保持警惕和抵抗,。

1990年代末,，林賢治在西北大戈壁（受訪者提供/圖）

南方人物周刊：除了寫作傳記外,，你還是一位知名詩人和學者，創(chuàng)作涉獵詩歌,、散文,，閱讀你的作品，能感覺很強勁的生命力和感知力,。也有人說你的散文寫作,、傳記寫作也有詩化的風格。你覺得這些不同文體的寫作,、不同的身份對于你的傳記寫作有什么影響嗎,？你是否嘗試過小說創(chuàng)作或者說今后有小說寫作的想法嗎？

林賢治：詩的精微同基本人性有關(guān),，從寫作的角度說,，它會自然形成一種風格的底色，當然這也多少同有意識的語言訓練有關(guān),。我喜歡散文隨筆的率性與隨意,，容量比詩大，在寫作上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我還曾寫過幾篇長篇評論,，海涅、赫爾岑,、馬克思,、愛倫堡、威爾遜等人的政論,、回憶錄,、文論，都是我喜歡的散文風格,。

小說的虛構(gòu)和想象力極具誘惑力,，很想嘗試，寫著看吧,。

1992年,，林賢治與邵燕祥、藍翎先生同登泰山（受訪者提供/圖）

南方人物周刊：你對女性問題的感知十分敏感,，在巴金傳記中,，你著重分析了巴金的《寒夜》《憩園》中的女性悲劇，在你前兩年的作品《故園》中,，你記錄了一些農(nóng)村女性在父權(quán)社會中被消耗的生命,。這種對女性問題的敏感和自覺是源于什么？

林賢治：我算不上女權(quán)主義者,，但深知作為女性,，和老人和孩子一樣同為弱者,，尤其在農(nóng)村。我描寫她們,，是因為在生活和閱讀中隨時接觸到,，她們悲劇性的命運使我難以忘懷。我的母親和幾個姐姐,，都是底層的勞動者,，默默辛勞一生。每當想起她們,，總是如嚼黃連一般,，感受到其中的苦味。

南方人物周刊：前段時間,，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學的魏時煜導演在日本放映了《蕭軍六記》《金門銀光夢》兩部電影,，在電影中也看到你講述歷史的身影。你和魏導的人物傳記創(chuàng)作都有學術(shù)研究的性質(zhì),，但不是特別象牙塔式的創(chuàng)作方式,，在關(guān)注對象上也有相似之處。你覺得與香港等境外思想界之間的交流對你的寫作有怎樣的影響,？

林賢治：魏時煜是我敬重的電影工作者,，由于她執(zhí)導王實味和蕭軍的片子，特意到廣州訪問,，我們便有了幾次較無拘束的交談,。我的寫作，可以說是封閉式的,。我和外面的人極少接觸,，特別是活躍在“文壇”上的人、“學界”的人,，幾乎完全隔絕,。

南方人物周刊：有報道說，你現(xiàn)在依舊過著十分規(guī)律的生活,，退休后還繼續(xù)到出版社工作,。哪怕是節(jié)假日，都會在上午11點左右起床,，下午4點鐘步行20分鐘來到辦公室,，工作到晚上7點多，回家后繼續(xù)讀書,、寫作至凌晨3點,。你這種苦行僧式的閱讀寫作,，是否可以看作是對當代人碎片化生活方式的一種抵抗,？

林賢治：日復(fù)一日的閱讀和寫作,，從旁人看來，確實有點苦行僧的味道,。然而對我來說,，早已成為習慣。這種生活好在是自己選擇的,，由自己剝奪自己的閑暇和娛樂,。不過，想到在農(nóng)村的艱難歲月,，在動蕩年代全家被批斗的日子,，倘能繼續(xù)如此安靜而不受打擾地工作，已是極其幸運的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編輯了許多重新發(fā)現(xiàn)邊緣聲音的書籍,，包括親歷動蕩時代的普通人的口述史等等，你覺得個體記憶與歷史之間有怎樣的關(guān)系,？在今日社會,，對于歷史記憶的接續(xù)也在不斷篩選、壓抑,、重構(gòu),，你覺得作為知識分子，應(yīng)該在這個時代承擔起什么樣的精神使命,？如何將記憶傳遞下去,？

林賢治：記憶即歷史。失去切實的記憶,，則歷史沒有了依據(jù),。歷史是由無數(shù)個體的個人歷史構(gòu)成的，是個人記憶構(gòu)成了集體記憶,。假若沒有個人歷史做基礎(chǔ),，集體的宏大敘事便十分可疑。由于個人記憶,，包括口述實錄等提供了事實性,，歷史呈現(xiàn)出的面貌才是有血有肉、真實可靠的,。歷史不同于歷史教材,，歷史是客觀存在，有它的穩(wěn)定性,；而歷史書是開放的,、多元的，可以而且應(yīng)當不斷地加以修正和重構(gòu),，以期更趨近于歷史本身,。因此,，記憶極其重要。魯迅多次指出中國人善忘,，強調(diào)反抗遺忘的重要,。你說到知識分子的“精神使命”，問題太大,，一言難以盡說,。但以記憶對抗遺忘，為社會檔案充當忠實的書記員,，我想,，至少可以算得是其中的一項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