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段義孚曾回到祖國,，在長城留影（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2023年8月，在地理學家段義孚去世一周年之際,，他的自傳中文版《我是誰,？》出版，這位一生有諸多遷徙經(jīng)歷的學者在開篇即說,，“我在很多意義上都是無根的人,，我年輕時從未在一個地方住滿過五年?！?/p>

段義孚1930年出生于天津,，幼年曾生活在重慶，早年隨外交官父親段茂瀾出國,，到過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地。他在1951年入美國伯克利大學讀研究生,，1957年獲博士學位,，后來成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奠基性學者。2022年8月10日,，段義孚在美國逝世,，享年92歲。

（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六十多歲時,，段義孚在自傳中回首人生，“我的‘家’換了一個又一個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慶,、堪培拉、悉尼,、馬尼拉,、倫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盧明頓、芝加哥,、阿爾伯克基和多倫多,。在社交方面，我也同樣無枝可依,，我一直單身,。一個家庭算是一片可以移動的舊土，是一個人成長的基礎,，但我與它無緣,。”

“作為一個尋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該自我審視,。”段義孚寫道,。

在自傳中,，他以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提及親歷的世界大事，仿佛是他在辦公室工作時窗外的白噪音：戰(zhàn)亂時期的重慶,，睡不著的晚上,，他在堂屋穿行，給父親的同事朋友遞煙,，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上世紀50年代美國的反越戰(zhàn)運動中，他在校園里繼續(xù)讀書,，發(fā)覺自己實在不適合學數(shù)學,。那些戰(zhàn)亂艱險、多國輾轉,、身份轉換,，他只是輕輕帶過。

在同時代的地理學家專注于邏輯實證主義的空間分析時,，段義孚感興趣的是人與環(huán)境的情感紐帶,，由此開創(chuàng)了人文主義地理學。他最有名的學術著作《戀地情結》影響了西方學界,，以人的生存為核心,，闡釋客觀的地理環(huán)境與人的主觀性情的關系?！短颖苤髁x》源于他去迪士尼夢想主題樂園時,，想到的是逃避，而幻想樂園的普遍性又能延展到農(nóng)田與城市,?！吨圃鞂櫸铩分兴接懥随覒蛐灾涞男睦韺W,，這是一種運用權力的特殊方式，其結果是人類制造了寵物,。

逃避,、依賴、恐懼等這類人們往往避而不談的情感話題,，被段義孚在作品中大膽,、周密而廣泛地演繹?！拔业姆椒ㄊ敲枋鲂缘?。目的是指點、對照和闡明,，建議重新觀察世界的可能方式,，而不是分析、解釋,，得出肯定的結論,。”他在研究中探討著人類依戀地方的性質(zhì),，對自然與景觀的態(tài)度中的恐懼成分,，還有在日益撕裂的空間中發(fā)展出的世界觀和自我意識。

2012年,，當段義孚獲得地理學界最高獎——瓦特林·路德國際地理學獎時,，評委指出，段義孚超越客觀的論斷,，揭示了在傳統(tǒng)社會科學模式中多層次的主觀性,，并且提醒大家批判性地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思想和生活。

在《逃避主義》中,，他表示寫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目的，即提供一種不同尋常,、富有成效的視角來認識自然和文化,，同時希望能用這本書說服讀者，“特別是那些讀過太多悲觀文獻的讀者,，認識到我們其實已經(jīng)擁有了太多美好的事物,，盡管這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是很可靠?！?/p>

然而在自傳中,，當他望向自身時，疑惑與不確定增多了,，“我是一個逃避主義者嗎,？我是否常把自己放在了一束光里,，去表達人性中那些可能是最樂觀的一部分，并提醒周圍總在關注事物陰暗面的飽學之士們：這個世界依然存在著美與善的事物,？其實我并不知道,，又有誰知道呢？”

“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和變化莫測的未來,，孤獨也許是段義孚或我們時代的人的必然命運,。”研究段義孚的學者,、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葉超說,。以下是對葉超的訪談。

（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戀地與無根,，宇宙是游樂場

南方人物周刊：《戀地情結》和《浪漫地理學》這些地理學著作讀起來有種超脫性，而他的自傳《我是誰,？》里表現(xiàn)出漂泊,、無根和疏離，與他的學術作品有很大差別,，你閱讀自傳時有這種差別感嗎,？

葉超：我覺得這也是我感受的一部分。寫作也許是他排遣孤獨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自問“我是誰”也是對大家的啟發(fā),。尤其處在這樣一個快速城鎮(zhèn)化的時代和劇烈變遷的社會，近二十多年來我們所面臨的壓力和劇變是前所未有的,。在物理層面,，人類正在邁向以技術為代表的更高級的文明階段；在心理層面,，人變得越來越孤獨,，難以理解他人也難以被人理解，人的心情很多時候難以名狀,，孤獨成為整個社會的“癥候”,。

我覺得段義孚首先是對這種孤獨有敏感，然后是結合專業(yè)精準表達,，至少從他的文字和作品看來,，我認為他在某種意義上找到了他的寄托。比如說沙漠,，他所鐘愛的一種自然景觀,，比如說他對于家園的復雜認知。由于他的敏感性,、想象力和詩意,，他甚至將宇宙作為游樂場,。

1951年6月，段義孚在牛津大學的畢業(yè)照（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南方人物周刊：自傳里,，他重復說到自己在親密關系上的缺失，也反復說到自己的敏感脆弱,，這樣的個人經(jīng)驗如何影響了他對環(huán)境的感知,？

葉超：我們通過他的書也可以發(fā)現(xiàn)，他其實是很渴望親情,、友情甚至愛情的,，但是同時他本人又是一個特別羞澀敏感甚至脆弱的人。小時候他覺得父母更偏愛他的哥哥或弟弟,，實際上他的父母還是非常愛他的,。而他出生成長的1930-1950年代的20年，是中國最動蕩不安的一個年代,，所以這種漂泊無居,、動蕩不安的外部感覺，跟他獨特的敏感脆弱思緒碰撞在一起,，一開始就培育了一個獨特的思想種子,。

因為段義孚的父親是外交官，所以他從小就接受世界主義的教育,，相比同齡小孩以及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他小時候就能夠接觸到很多世界層面的東西。加上后面在不同國家求學和生活,，他自己在不同環(huán)境中倍感孤獨,、甚至壓抑，但也許這些環(huán)境也激發(fā)了他的潛能和天賦,，促使他尋求超脫,，超出約束自己的這些地方，進行更廣義或抽象意義上的思考,，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人類的家園,，人與地方之間是什么關系，地方又如何影響人,？這些問題是地理學的核心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這本書也不只是自傳,，還與他后來出版的《人本主義地理學：對于意義的個體追尋》,、《回家記》構成一套理解人地關系形成過程的書，他的人地關系是怎么形成的,？

葉超：其實按照他的愛好和稟賦,，他讀大學和研究生時應該選擇哲學,，但是他覺得哲學太過于抽象了，他想要依托一門實實在在的學問,，能讓他回答關于人生的意義或者“我是誰”的問題,。他選擇了地理學，地理學的很多東西都看得見摸得著,。你能具體感受到土地,、地貌、景觀,，你無法脫離這些去抽象談論它的意義,。進入地理學的門徑之后，他深受近代地理學的奠基者,、德國地理學家洪堡的影響,，洪堡、李特爾等提出地理學是研究“地球作為人類的家園”,，我相信這是對段義孚一個非常猛烈的撞擊,。因為原先他所糾結的只是“小家”，至少從他的描述里,，家庭給他的感覺是疏離的,。但當他通過地理學發(fā)現(xiàn)地球作為人類的家園以后，相當于有了一個更超越性的寄托和價值追求,。

地方,、空間、景觀,、環(huán)境與人的情感,、價值觀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是以往地理學很不看重的,。傳統(tǒng)地理學研究的是客觀的地理環(huán)境,，類似于網(wǎng)絡詞條，打開就能看到地方的經(jīng)緯度,、地貌,、氣候、GDP,、人口,，可能有用但枯燥乏味。段義孚希望發(fā)現(xiàn)人跟地方之間真正的關聯(lián)是什么,，既有情感方面的,，也有價值觀方面的，還有文化方面的,，由此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地理學家一起開創(chuàng)了人文主義地理學,，這有別于傳統(tǒng)的“沒有人情味的”地理學,。

我覺得他通過地理學這個途徑解決了他自己最關心的問題。他的問題并不是所有人的問題,。他是從自己出發(fā),，從自己的經(jīng)歷中提煉出來最核心的一個東西，試圖用一系列的論著來解答他的問題,，卻形成了擴散效應,。

攝于1940年或1941年初，此時段義孚一家準備由重慶遷往澳大利亞,。圖中,，段義孚擠開弟弟（右一）從而獲得母親的更多關注。他緊挨著母親,，輕輕地靠著她的身體,，而這個位置本該屬于他的弟弟（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逃避與恐懼,，人內(nèi)在于環(huán)境之中

南方人物周刊：地理學家們往往討論的是遷徙,，如何把一個地方改造成良好的棲居地，但段義孚關心的則是逃避,、依賴,、恐懼等這些人們回避的情感話題，他這些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

葉超：恐懼和逃避本來是一個心理范疇的問題,，他的特殊性在于把心理學的問題跟地理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的風格就像書法或其他藝術作品,，很難去臨摹或者復刻,。但研究特殊性首先要看到一般性，段義孚實際上考慮的是一個普遍的東西,，人對地方容易產(chǎn)生戀地情結,，一種穩(wěn)定的、情感的紐帶或聯(lián)系,。但地方自身在變化,，加上還有社會變化，戰(zhàn)爭,、瘟疫,、饑荒、經(jīng)濟衰退等,，這時候與戀地相對應的情結就是人們對地方的逃避了,。

逃避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于恐懼，恐懼饑餓、洪水,、瘟疫，甚至恐懼某種文化,。當人受到壓力的時候,，就想要逃避到另一個地方，這是一種本能或者權利,。這也涉及我們剛剛討論的主題,，其實最深的孤獨是無處可逃。段義孚在研究恐懼景觀和逃避主義時,，把人類古今中外的內(nèi)容都涉及了,，實際上他想研究的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恐懼和逃避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人類的心理與地方,、空間密切關聯(lián)，他想把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系統(tǒng)性的探究,。

南方人物周刊：段義孚在《戀地情結》的前言就說，“環(huán)境問題從根本上講是人文問題,，首先是要讓我們認識自己,，如果沒有實現(xiàn)自我認識，就不可能提出長久有效的解決方案,?！蔽易x自然題材的非虛構作品《消失的飛蛾》時，作者麥卡錫也有類似的話,，說我們必須喚醒人們對自然的情感與記憶才能去保護它,。在頻發(fā)的極端天氣下，人文主義地理學對當今有哪些啟示,？

葉超：《戀地情結》前言里的這句話也是我在讀時重點勾出來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理解環(huán)境不是理解一個客觀事物,，因為人就在環(huán)境之中,。段義孚強調(diào)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這至關重要,。人跟環(huán)境是一個密切關聯(lián)互動的關系,。不能想象我站在環(huán)境外面指手畫腳，哪怕是出于保護的理由,。

環(huán)境一方面在滋養(yǎng)著我們,，另一方面又在限制和約束我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懲罰著我們。環(huán)境的系列變化對人來講是好還是壞,，不是一個道德或者價值評判的問題,。我們內(nèi)在于環(huán)境之中，所以我們認清楚自己的最終目的是認識清楚自然或社會環(huán)境與我們之間的關系,，只有理清這種關系,，才能夠去談環(huán)保或者治理,。

我到西部去調(diào)研,，西部一些縣的人說我們縣沒有工業(yè)所以發(fā)展后勁不足。其實有些縣旅游資源富集,，但發(fā)展乏力導致旅游業(yè)沒法給當?shù)貛砀嘭敻?，這是矛盾之處。地方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其實是一個非常難解的問題,。你必須得深入理解到底這地方的人是怎么樣的,，這個地方到底是什么樣的地方。只有深入理解自我與他者,，才能真正理解環(huán)境或自然的變遷,。

南方人物周刊：客體化就會導致非常簡單利落地去看環(huán)境，就好像說搞大保護就大保護,，說搞大開發(fā)就大開發(fā),。長久被忽視的一點是，環(huán)境或說自然不只是與我們的生產(chǎn)生活有關,，人在其中還要處理情感的問題,。

葉超：你剛提到的問題恰恰論證了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重要性。人文主義地理學第一是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園,，家園這個詞表明了什么,？人是內(nèi)在于地理環(huán)境或自然之中并和它有一種親密的聯(lián)系。第二個就是探究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價值觀,、文化聯(lián)系的具體過程和復雜動力。這種家園意識和追索精神對“無根的”現(xiàn)代人會越來越重要,。

1963年2月,，段義孚和哈里斯夫婦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船石鎮(zhèn) （Shiprock） 附近開展野外工作，哈里斯的大女兒莎拉坐在巨石旁 邊,。段義孚的小卡車在照片的右側,，追不上哈里斯家的那輛轎車（段義孚自傳《我是誰？》/圖）

陶淵明的桃花源與段義孚的宇宙游樂場

南方人物周刊：但無論是戀地中對穩(wěn)定的依戀,，還是恐懼與逃離,，人類這么多年里的情感方式好像也沒有根本性變化,。

葉超：是的，你發(fā)現(xiàn)了沒有,？這就是現(xiàn)代人最大的一個矛盾,。工業(yè)革命和科技革命已經(jīng)把人類拽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但是人的情感,、人的思想或者人對過去或他人的記憶,，不是與高速發(fā)展的科技完全匹配，甚至有時候科技越往前走,，人的感情和精神越往后走。兩者之間的不匹配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最大難題,。制度夾在中間,，制度如果能協(xié)調(diào)好二者則好，制度如果協(xié)調(diào)不好,，那就面臨非常大的危險,。

人文主義地理學并不一定能給我們提供明確的答案，但是我想至少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就是人必須得重視并面對人的感情與地方,、空間的聯(lián)系這一問題。問自己是誰,，不是說關在小屋子里問,，而是在與周圍環(huán)境不斷遭遇、碰撞,、沖突以及與環(huán)境里的其他人遭遇,、碰撞、沖突的過程中去問,。想想陶淵明和段義孚的遭遇,，雖時代和環(huán)境不同，但陶淵明所構想的桃花源不就是段義孚構想的宇宙游樂場嗎,？沒有人能奪走他們的“自在之地”,。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尋找屬于我們自己的“自在之地”。

南方人物周刊：人文主義地理學在現(xiàn)代地理學思想中處于什么位置,，在當今的地理學界,，人文地理主義是主流嗎？

葉超：它至少是一種流派,，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它不僅影響到地理學，而且還影響到城市規(guī)劃,、建筑學,、文學,、藝術等學科或領域。主流或多數(shù)就是正確的方向嗎,？從數(shù)量上看,，人文主義地理學雖然不是現(xiàn)今的主流，但它是我們研究地理學非常重要的基礎,。不管你是自然地理學家還是人文地理學家,，它都是一個應該了解并秉持的核心觀念。

南方人物周刊：這幾年國內(nèi)對段義孚的討論變多了,，為什么,？他一直研究的人與地方的關系，在后全球化時代有什么新的意義,？

葉超：上世紀80年代,，人文地理學前輩李旭旦就將段義孚的文章翻譯過來，但他坦承并未讀懂,。到1990年代,，大家開始通過一些零散的譯作接觸到段義孚的著作。2000年后,，段義孚的論著陸陸續(xù)續(xù)被翻譯,，但數(shù)量不太多，近五年有大量的段義孚著作被翻譯出來,，包括這本自傳,。從翻譯的角度來講，段先生的著作中譯本在地理學家中位居第二,，第一位是另一個地理學家大衛(wèi)·哈維,。

當中國的城鎮(zhèn)化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還沒到一定階段時，段義孚所研究的很多問題還沒有引起國內(nèi)的共鳴,。但是,，比如隨著社區(qū)中養(yǎng)寵物的人越來越多，他的《制造寵物》就進入了視野,。他其他的書也有類似情況,。對于現(xiàn)在人所處的孤獨情境以及重重壓力，段先生的研究有一種超前的預見性,。因為個體的敏感性是不一樣的,，他提供的樣本就更加重要了。他留給我們挺多的思想遺產(chǎn),，最重要的就是朝向人文主義的世界,。

我們倒不一定要成為段義孚，我們不可能也不必成為段義孚,，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嘗試學習和了解一下他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理解自我與他者,、人類與地方的密切關聯(lián)對人類自身至關重要，也是每個人的必修課,。人文主義地理學不一定能解決所謂的實際問題,，但它是一個絕佳的出發(f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