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ia Buckley Ebrey

最近,，電視劇《夢華錄》成為文化熱點,，這部戲從女性視角出發(fā)，講述了三位宋朝女性的故事,，頗有“現(xiàn)代女性”覺醒的意味,，也讓人們在觀劇之余把視野放在宋朝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的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況。

其實早在二十幾年前,，美國學者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就在她的《內闈》一書里生動地重構和再現(xiàn)了宋代女性的生活狀況,。在她的著作里，女性并不是傳統(tǒng)歷史敘事里被遮蔽于父權與夫權陰影下的“受害者”,，相反,，她們積極地,、“能動地”掌控著她們的生活……

“女性史”只是伊沛霞近半個世紀學術生涯的課題之一。早年求學于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的伊沛霞目前是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半個世紀以來,，她對史學理論發(fā)展不但自始至終保持著高度的關注與敏感，并且積極地付諸具體的中國歷史研究實踐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是一位“多變”的歷史學家，既不安于固守已有的方法論,，也不囿于單一的研究領域,，在漫長的研究旅途上，她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斷拓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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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題”的中國史

在西雅圖這座漂亮的城市，我們相見于伊沛霞的書房,。單看她書房的陳設與書架上擺放的書,，會恍惚以為置身于國內某歷史學教授的辦公室——無論是客廳里的屏風、卷軸畫,，還是書房里擠得滿滿的《宋史》等歷史典籍,，都是濃濃的中國風。

作為一名“局外人”,，與中國歷史結緣近半個世紀,，深入到浩瀚的中國歷史細部,，以另一種視角觀察,、分析、研究中國——這一切的起點是什么,？這幾乎是伊沛霞必然會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你是如何對中國產生興趣的,？”

1947年，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出生于美國東海岸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曾在報社工作,。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大量的閱讀是家庭生活的常態(tài),。她是典型的美國二戰(zhàn)后“嬰兒潮”的一員,，在她長大的那座一萬多人的小城里，很多同學的父親都參加過二戰(zhàn),，其中一些人從日本娶妻歸來,。這些被稱為“戰(zhàn)爭新娘”的日本人，是少時的伊沛霞與亞洲極其微弱而遙遠的關聯(lián),。而“中國”,，更是一個遙遠的詞,。“直到越南戰(zhàn)爭發(fā)生,，‘亞洲’這個字眼似乎才顯得具體且重要起來,，”伊沛霞回憶。

1960年,，年輕的民主黨人肯尼迪的當選,，給13歲的伊沛霞帶來了一種她后來稱為“政治覺醒”的東西。她還記得,，有一次她和同學們都舉著自制的標語牌,，擁到機場附近去歡迎到訪的肯尼迪。在眾人羨慕的眼光中,，她幸運地得到了肯尼迪的簽名,，“我也不記得牌子上寫了些什么?！彪m然她不認為自己是“政治上非?；钴S”的那種學生，但身在那個時代大潮中,，政治似乎成為那個時代的一部分,。她還曾和許多年輕人一樣，去華盛頓參加過反越戰(zhàn)大游行,。

1965年,，伊沛霞進入芝加哥大學就讀。在這所著名的學府里,，她遇到了很多優(yōu)秀的學生和老師,，“他們討論問題的方式、關注的問題,，都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初入大學的伊沛霞對社會科學頗感興趣,，不過芝加哥大學有一項特殊要求：如果選社會科學專業(yè),，則必須修一門“非西方文明課”，可選擇的課程有俄國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和日本文明?！拔矣X得同屬基督教文明的俄國有點太‘西方’,；印度嘛，宗教意味太重,；日本文化又更多來自中國……”多重考量之下,，“中國”成了一個當然的選擇,。

從大二那年起，伊沛霞開始修“中國文明”,，課程由芝加哥大學的三位資深教授主講：著名漢學家顧理雅(Herrlee Glessner Cree)講“早期中國”,；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主講宋朝；何炳棣則從明代開始“接棒”,。

何炳棣

被問及對何炳棣的印象時,，伊沛霞沉吟了一會兒，似乎在努力尋找合適的措辭：“作為學者,，我認為他是一流的,。他的很多研究回應的都是大問題、非常重要的問題,。作為老師的何炳棣……”陷入回憶的伊沛霞忍不住微微一笑:“他在第一天來給我們上課時就說：‘你們好好讀我的兩本書（注：指《明清社會史論》,、《中國人口研究》），就足夠了,！”學術圈里流傳著不少有關“恃才傲物”的何炳棣的“傳說”,，伊沛霞這里也有極其生動的回憶。每次開課前,，何炳棣直接問下面的學生：上次我講到哪里了,？下面的同學給他一個提示，他似乎無須準備,，就自如地從這個話題切入進去,。“我在猜測,，他想,，以他的歷史知識，應對我們這些本科生完全沒問題——雖然他本人并不是中國歷史的博士,，他拿的是歐洲史的學位,。他是自視甚高的一位學者,，當然他也是有資格的,，他是庚子賠款的留學生，極其優(yōu)秀,?！彼ｎD了一下說，“他給我們的指導是不一樣的,?！?/p>

大二結束時，伊沛霞做了一個影響一生的決定——研究中國歷史,。促使她做此決定背后的觀察和權衡也很有意思：“其實我當時對‘西方文明’課程也非常感興趣,，而且覺得它比‘中國文明’課程更為成熟,。但是，如果你學‘西方文明’,，寫論文全是小話題,，比如，關于法國孤兒院系統(tǒng)就可以做個40年,，可是研究中國史的話,，里面全是大話題——何炳棣一寫就是明、清兩個朝代的社會流動史,！”被“更大話題”的可能性吸引,，伊沛霞自此開始了與中國歷史近半個世紀的不解之緣。不過,，現(xiàn)在的情況與當年比又有很大變化,。浸潤中美學術圈多年的伊沛霞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對比：當年，在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傾向于寫“大話題”,，但是因為現(xiàn)在在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大多數(shù)來自中國,，他們的目的是盡快在中國用中文發(fā)表論文，所以又選擇“小話題”,，“寫中國歷史的論文,，用中文寫與用英文寫，選擇的內容會很不一樣,，這是一個巨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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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zhàn)一代”

既然選了“中國文明”的課,，伊沛霞又再次挑戰(zhàn)自己：“我想,，好吧，學漢語應該也有意思,！課程里既有‘現(xiàn)代漢語’也有‘古代漢語’,，我去咨詢系里的老師，他說‘你從古代漢語’開始學習吧,！——我想美國大學里很少有像芝加哥大學這樣教中文的學校,，先從古代漢語開始學起！”

現(xiàn)代漢語對美國學生來說已是一個巨大挑戰(zhàn),，更何況是古漢語,，幾乎每個學期都有學生退出，伊沛霞卻發(fā)現(xiàn)自己很喜歡古漢語課,，這或許與芝加哥大學獨特的教學方式有關：“教材是顧理雅自己編的,，他不講語法，只要你選了這門課，就跟著他學習典籍,，比如我們是從《孝經》開始學起,，之后學《論語》?！?/p>

1968年,，伊沛霞從芝加哥大學畢業(yè)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化系繼續(xù)深造,。正是在哥大讀書期間,，一位來自中國的中文老師給她取了“伊沛霞”這樣一個特殊而有意蘊的中文名字。

哥大東亞系是美國最早建立的漢學系,，是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鎮(zhèn)之一,。它不僅有豐富的藏書，也擁有十分強大的師資力量,。在哥大,，伊沛霞的古漢語訓練得到進一步加強。當時的研究生中,，母語是中文的學生所占比例很?。还盼挠懻摪嗾n通常是一行一行地研讀,，以準確理解句子的意義為起點,。伊沛霞回憶說，當她后來準備哥大的博士資格考試時,，哥大的要求是“熟悉過去四五十年中出版的所有有關中國史的論著”,。“當時復印機還沒有普及,，我坐在圖書館里翻遍所有的重要期刊,，尋找有關歷史的文章，做筆記,，居然也應付過來了,。”

而求學早期這種扎實刻苦的訓練,，讓伊沛霞未來的學術之路受益匪淺,。當被問到如果打開任何一部中國歷史典籍——比如《唐史》或《明史》，可以立即無障礙地閱讀嗎,？伊沛霞毫不猶豫地說：“可以,！”

伊沛霞開始學習中文的這一年，遙遠的中國爆發(fā)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伊沛霞還記得，芝加哥大學一些學政治科學的學生還組織會議專門討論，這些年輕人都非常興奮：中國在發(fā)生著什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學生們對這場紅色風暴都持非常積極的態(tài)度。那時的伊沛霞,，對他們眼中“紅色中國”發(fā)生的一切,，也充滿著革命浪漫主義的想象。

幾年后,，當伊沛霞開始進入中國歷史的時候,，盡管外部世界與中國的通道是隔絕的，但是“有關中國研究的英文著作已經相當可觀”,，她后來評論說,。與此同時，美國的中國研究也正在逐漸發(fā)展,，已有幾十所美國大學設有中國史課,。

“美國的中國史領域是否比其他歷史領域發(fā)展得更快？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边@或許與時代背景有關?！霸谖?966年至1971年間作為本科生和研究生修中國史課時,，我的教授們選擇研究中國的原因頗為特別?！币僚嫦己髞碓谝黄恼轮性敿毷崂砹嗣绹闹袊鴮W,。“許多人在二戰(zhàn)或朝鮮戰(zhàn)爭中在美國軍隊受東亞語言訓練,，有的參與情報活動,，還有一些則曾在美軍駐日期間在日本工作。受此背景影響,，這一代的教授一般從冷戰(zhàn)的角度來看全球態(tài)勢,。”

“與這些學者年齡相當?shù)拿兰A人則組成了當時美國最領先的中國史課目的第二批教授,?！?伊沛霞說，這些學者包括蕭公權,、許倬云,、何炳棣等人，他們不僅是有傳統(tǒng)的人文學家,，還有不少是深切關心現(xiàn)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希望借助西方理論和觀念來探究中國,。當時正是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占絕對優(yōu)勢，許多歷史學家受法國年鑒派的理論影響,，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平民百姓生活,，并力圖發(fā)掘能用于計量的史料。在伊沛霞看來,，何炳棣于1962年發(fā)表的《明清社會史論》即是此類范疇的杰作,，“他以進士名冊為據，考察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及其影響,，進而提出明清時期上層社會的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遠遠大于我們的想象”,。伊沛霞說，雖然何炳棣的一些結論當時引起一些爭議,，但是他尋找資料的路徑和方法都是被稱道的,。

伊沛霞曾把自己這一代中國史學者稱為“越戰(zhàn)代”(Vietnam War generation )或“國防外語獎學金代”（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 Fellowship generation）。她解釋說,，1963年前后,，也是因為越戰(zhàn)的影響，政府開始鼓勵人們學習當時對美國人來說并不常用的一些語言,，比如漢語,、日語、越南語,、俄語,、阿拉伯語等等。

“隨著政府獎學金機會的增加,，進入美國大學研究生院學中國史的學生數(shù)量驟然上升,。不少反對越戰(zhàn)的青年視亞洲研究為真正改變世界的切實可行的途徑之一?！币僚嫦蓟貞?。

進入中國史研究領域之后，最初幾年,，像很多同時代的學者一樣,，她也是“曲線救國”，選擇到日本或中國香港,、臺北查找檔案,，為研究課題尋找資料。她還記得在香港的時候,，與許多游客一樣,，在深圳與香港的邊界線上，通過望遠鏡遠遠地眺望中國內地這一端——鏡頭里是開闊的農田和耕作的農民,。

1978年夏天,，伊沛霞與同在伊利諾依大學工作的丈夫在日本訪學,。有一天，他們偶然得知,，可以從香港參加一個前往中國內地的觀光團,，他們立即加入,。這是伊沛霞第一次踏足中國內地,。他們先是坐火車到達廣州，然后去了桂林和南寧,。當時中越在邊境上有一些軍事沖突,，沿途他們看到很多軍用卡車來來回回穿行。1980年,，伊沛霞與丈夫再次有機會到中國訪問,。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他們遇到的很多中國人會過來捏孩子的臉蛋以表達對孩子的親昵和喜愛,，這是她切切實實地開始從書本之外的層面了解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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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變”的研究者

1973至1997年間，伊沛霞在伊利諾大學東亞系和歷史系執(zhí)教,。這25年間,，她從一位默默無聞的臨時教員起步，最后成為伊大的杰出終身教授和美國中國史研究的領軍人物,。盡管伊沛霞后來在中國因宋徽宗及宋史研究而在大眾層面獲得更廣泛的認知度,，但實際上，在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半個世紀里,，她的領域發(fā)生了很多次轉向,，而每一次轉向，都一定程度折射出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范式的變遷和代際轉換,。

宋徽宗 《題李白上陽臺帖》? 圖/Fotoe

伊沛霞在學界“初出茅廬”的1970年代,，正是社會史方法論興起的時代。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正是對社會史方法論的積極回應,，也使得她成為最早從社會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之一,。

若干年后閱讀這部即便對中國人來說也非常冷門的學術著作，不禁令人感慨：50年前,，在與中國的通道如此不暢的條件下,，她竟然能做出這樣一份材料扎實、論證精彩的個案研究,。隨之而來的一個好奇是：她是如何搜集到這么多材料的,？“我當年去臺北做研究時，在中研院發(fā)現(xiàn)了很多崔氏的墓志銘,，上面有詳盡的個人資料,，”她回憶說,，盡管其中一部分還沒有出版，但工作人員還是熱心幫助她復制了這部分材料,，“根據上面的信息,，我們大概可以重建當時婦女的生活?！?/p>

1978年,，在此論文基礎上形成的專著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并被收錄到在西方學界頗有聲望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在這部專著中,，伊沛霞將社會史方法與人類學方法相雜糅，成功地以博陵崔氏家族為個案,，透視整個精英階層的發(fā)展軌跡,，開創(chuàng)了個案貴族家庭史研究的先河。1982年,，北大周一良教授首次向中國史學界介紹這部著作,，肯定了伊沛霞士族個案研究法給中國學界帶來的參考價值。這篇書評的發(fā)表直接推動了1980年以來中國士族個案研究的興起,。

“第一本書完成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下一步我真正有興趣、想投入的工作是什么,？”本想開始做唐代研究的伊沛霞,，發(fā)現(xiàn)自己開始對家庭史產生濃厚興趣?！凹彝ナ费芯渴菤W洲史常見的一種類型,”伊沛霞回憶,，家庭的重要性對于普通中國人的意義毋庸置疑，但中國的家庭史研究卻非常少見——意識到這一點后,，她開始了對中國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研究,。另外，從客觀上說,，伊沛霞很早就發(fā)現(xiàn),，宋代的史料比唐代更豐富、也更全面,，“首先是印刷術的推廣使得很多宋代典籍得以存世”,；尤其墓志銘這樣的史料，有助于后人重建有關宋代家庭的歷史,；此外,，宋代筆記中也有大量關于普通人的記錄，其中包括很多關于宋代仆役和女性的記載,。

《聽琴圖》（局部） 傳為宋徽宗趙佶創(chuàng)作的絹本設色工筆畫,，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有說法認為彈琴者為宋徽宗本人，兩側紅衣為蔡京,，青衣為童貫? 圖/Fotoe

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伊沛霞對史學理論發(fā)展的高度敏感與關注，貫穿她學術生涯的始終,。隨著社會思潮的轉變,，到了1990年代初期，伊沛霞的研究興趣開始由中古時期的貴族家庭轉向婦女史領域,?！拔疫M入婦女史研究領域,，絕對是因為受了美國婦女史和歐洲婦女史研究的影響,。”伊沛霞回憶,?！盎氐缴鲜兰o60年代，當時的社會思潮不僅有民權運動,，也有婦女運動,。當這些運動發(fā)生時，人們思考：‘我們需要把婦女運動也寫進歷史,。因為女性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我想這也影響了我?！贝撕笠欢螘r間,，伊沛霞以婦女的生活細節(jié)為楔子，進入到紛繁復雜的中國歷史的深處：她與同時代另一位著名學者高彥頤（Dorathy Kuo）等人一道,，被公認為西方學界第一批研究中國女性的學者,。

實際上，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學經歷了從“西方中心”到“中國中心”的轉變,。而美國中國學的范式轉變成為美國的中國婦女史學的重要學術資源。中國學領域婦女史的研究也呈現(xiàn)出從“帶有濃厚主觀色彩的對中國女性權利地位的關注”,，到“將婦女置于社會進程中探究其積極作用”的變化,。

1993年，伊沛霞出版了《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此書后來被譽為“海外中國婦女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伊沛霞在這部作品里生動地勾勒出宋代女性的真實生活場景。她用扎實的史料考察了宋朝這樣一個紛繁復雜,、充滿變化的時代,，女性真實的婚姻家庭生活：一方面,，纏足開始流行，士人開始倡導“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另一方面，伴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宋代女性的法律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突出表現(xiàn)在女性對家庭財產的所有權與支配權，極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和社會地位,。

“以往西方對中國古代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溫柔的,、順從的’；而中國傳統(tǒng)話語體系里則被‘五四婦女史觀’籠罩——也就是說將女性受壓迫看成是中國封建父權最突出的特點,?；蛟S我們該超越那個視角，看到她們‘主動地’,、‘積極地’做了什么,，而不是僅僅把她們當成被動的角色?！币僚嫦颊f,。

“在我們努力地思考了女人在哪里以后，中國歷史和文化看起來就不一樣了,?！痹诒粏柕皆噲D將何種新的視角帶到中國女性的觀察里時，伊沛霞回答：視女性為“動因”(agent),，“她們自主地發(fā)揮自我,。”她詳細解釋說,，如果深入到歷史細部,，會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觀察，比如說,，女性絕不僅僅是家庭關系里的被動角色,，她們在養(yǎng)育子女這件事上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在子女的婚姻中,，她們也經常起到主導作用,，等等?！叭绻齻冊敢?，她們也可能改變一些結果。”“所以對中國女性的觀察也需要轉換視角,，讓我們看看她們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外界在她們身上做了什么?！?/p>

有評論說,，伊沛霞“最先在中國史研究領域提出了婦女是構造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能動主體的觀點”。西方主流學術界也給了這本書極高的評價,。1995年,，《內闈》一書獲亞洲研究協(xié)會（AAS）專門為中國研究領域頒發(fā)的著名的列文森著作獎。

伊沛霞的中國女性史研究的確與她自身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密不可分,。她回憶,，在哥大讀博士課程時，整個東亞系只有一位女性教授,。伊沛霞發(fā)現(xiàn),，大家習慣以Mrs.（夫人）來稱呼這位女教授，而用“Professor XX”來稱呼男教授,?！昂孟翊蠹叶疾惶晳T于將‘教授’的頭銜與一位女性聯(lián)系在一起?！钡菚r學生中的女性比例要遠遠超過哥大教授中的女性比例。

“我1973年剛到伊利諾大學執(zhí)教時,，整個亞洲研究課程（Asian Studies Program）沒有一個女教師,，而歷史系也好像只有兩位女性，其中一位還是當年剛招的,?！拔腋杏X男教授們發(fā)現(xiàn)自己好像很難適應有一位女性同事共事，”她笑著回憶,?！霸谠S多場合中，我感覺到男教授們真希望我自動提出不參與他們的活動,。不過,，我覺得是時候讓他們習慣我的存在?！比崧暭氄Z的伊沛霞回憶至此,，忍不住呵呵笑了起來?！坝袝r候教授們一起到餐館聚餐,，男士們會點啤酒，我無法喝了啤酒再去工作,，所以我就點了咖啡,。三個月之后,，我發(fā)現(xiàn)男教授們也開始點咖啡，似乎在說：‘OK,，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婦女史之后,，伊沛霞的學術生涯再次發(fā)生重大轉向——她開始轉向宋朝,，轉向與以往研究對象“相悖”的領域與人物,，最終拿出一部厚重的《天下一人——宋徽宗傳》,。

宋徽宗趙佶? 圖/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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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人”宋徽宗

回想起來，伊沛霞對歷史人物的興趣,，多少與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有關,。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史景遷出版了一系列中國人物傳記,。伊沛霞被他講故事的方式所吸引,，“無論是他寫康熙皇帝，還是17世紀的一位非常普通的鄉(xiāng)村婦女的生活（注：《王氏之死》）,，雖然不是鴻篇巨著,，但都非常有意思。他的書一出來,，我就會去讀,，讀他的書很愉悅。他的讀者超出了專業(yè)范圍,，被普通大眾所接受,。”

在很長時間內,，寫一本中國歷史人物傳記的想法縈繞于伊沛霞腦海中——選擇范圍當然還是她最熟悉的宋代：“蘇軾當然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但林語堂已經寫了一本非常好的傳記”，而像歐陽修這樣她感興趣的人物也早就有了傳記,；也考慮過“有足夠多的材料”的南宋詩人劉克莊,，他著述頗豐并在朝中擔任要職，卷入過南宋末年的政治風波,。

但是在研究與教學過程中,，敏銳的伊沛霞開始注意并思考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字與視覺的關系。伊沛霞對視覺層面（visual side）的敏感與關注由來已久,。向來喜歡參觀博物館的伊沛霞回憶,，自從開始研究中國歷史之后，就開始對中國文化中的視覺藝術愈發(fā)感興趣。上世紀80年代有機會訪問中國時,，她與丈夫經常去文物商店看看,，也經常發(fā)現(xiàn)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物，當時19世紀的中國畫的價格非常低——其中一些成為她現(xiàn)在的書房和客廳的一部分,。

1990年代以后,，隨著圖像學在各個學科領域的崛起，伊沛霞對歷史研究中的視覺對象和視覺方法的興趣日漸濃厚,?！爸暗臍v史學家都過于依賴文字材料來研究歷史，過分關注文化的言辭表述,，我開始閱讀與視覺藝術有關的研究,，開始考慮在宋史研究中有什么課題可以讓我去探索這些問題?！?/p>

她注意到,，每個教宋史的人都會用《清明上河圖》?！半m然這張畫內容豐富,，我們還是有很多東西沒有探討過?！彼_始試圖考察衣服的顏色,、人們在各種儀式中站立的位置等等。伊沛霞寫過一篇有關皇帝出游儀式的文章,，她發(fā)現(xiàn)能找的有關皇宮的視覺藝術資料遠遠超過宋代社會的其他方面,，宋代朝廷是否可以作為下一步的研究對象？她開始思考,。

在伊沛霞看來，歷史不僅僅存在于言辭,，城市的空間布局,、禮儀的制式、建筑的樣式,、書畫的內容以及風格,，都承載了歷史的敘事。作為畫家,、書法家,、收藏家以及宮廷藝術家贊助人的宋徽宗，進入了她的視野,。 “是的,，這看起來有點自相矛盾，”伊沛霞笑著回應。作為深受1960年代社會史思潮影響的歷史學家,，“帝王將相”似乎從來不在他們的研究名單里,。但這一次，她被宋徽宗這位充滿戲劇性的皇帝的故事“牢牢吸引”,。她的研究越深入,，對宋徽宗的興趣就越濃烈。

2006年,，伊沛霞與他人合編的《徽宗與北宋后期：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一書,，收錄了國外13位學者從不同維度對宋徽宗展開的討論，這部論文集被看作“西方學界試圖重新全面認識昏庸之君宋徽宗與他的時代的一種努力”,；2008年她又出版了關于宋徽宗收藏的文物與藝術作品的專著——《積淀文化：宋徽宗的收藏》,，此書后來拿到東亞藝術史上最佳書籍的島田獎。2014年,，《天下一人——宋徽宗傳》正式出版,，以此為她的“宋徽宗三部曲”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伊沛霞透露,，實際上,，后兩本書是同時進行的：“在準備寫徽宗的傳記時，我想：‘從他的收藏開始入手吧,！’結果我發(fā)現(xiàn)了很多材料,，越來越多，而一本傳記容不下這么多材料,，我想,，那干脆另寫一本談他的收藏的書吧！”

宋徽宗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充滿話題性的皇帝,。一方面,，他有舉世公認的藝術造詣和藝術品味；另一方面,，他又是以極其戲劇性及悲劇性的方式,，成為亡國之君。

“我是想強調他命運里的一系列意外偶然,?！北粏柤八位兆谏砩献钗囊稽c是什么時，伊沛霞略一思考之后回答,。她解釋說,，當年的趙佶未曾想自己會成為皇帝，如果不是哥哥宋哲宗在23歲突然去世且沒有子嗣,，他絕不會成為皇帝,；如果不是他的繼母（神宗的皇后向氏）選了他,，他也不會成為皇帝；如果契丹能夠平定女真叛亂,，女真絕不會入侵宋朝,，宋徽宗在皇帝的寶座上可以再統(tǒng)治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在中國正統(tǒng)的歷史敘事里，徽宗是“玩物喪志”的典型人物,，這個評價有失公允嗎,？

“絕對是！他非常聰明,，非常有才華,。如果你仔細看歷史材料，徽宗并不是讓別人來做決定,。在做決定之前,，他會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然后花很長時間來考慮采取合理的決策,。比如他花了很長時間來考慮是否與金聯(lián)盟的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這個決定,，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強烈反對,，他一直都非常關注各種意見,。”

作為一位中國歷史的“外人”,，伊沛霞說,，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容易存在從結果反向推導一個人的傾向，由“亡國”的結果反觀宋徽宗,，從而對他充滿了“后世之見”,。“我們是否可以進入真正的歷史來看一下徽宗的處境,，進而考慮他為什么做出那種選擇,？”伊沛霞的《宋徽宗》一書，對內,，把各種勢力的政爭,；對外，把宋與遼,、金之間的分分合合、結盟與分裂,，都客觀地梳理得非常清晰,，讓人讀罷也會對徽宗在政策選擇上的猶豫多幾分理解，進而對他的悲劇性命運也多了幾分惋惜,。

不管后世對宋徽宗有什么樣的政治上的評價,，他在繪畫,、詩歌、書法等領域的造詣是舉世公認的,。但即便如此,，伊沛霞還是用不少的筆墨來提醒我們：對于宋徽宗對中國藝術的深遠影響，我們的認識也許還不夠充分,。比如宋徽宗對建筑有極大的興趣,。在他還是端王的時候，賞識并重用建筑天才李誡,。在他繼位第一年,，李誡開始修訂對后來有極大影響的官方建筑指南《營造法式》；“畫院”雖然并不是在宋朝首創(chuàng)的,，但絕對是在宋徽宗時期達到了藝術高峰,。徽宗對宮廷藝術家的作品要求非常嚴格,，也極其挑剔,，以至于著名藝術史家高居翰評價說，徽宗堅持正確畫出細節(jié)的故事說明,，“在中國繪畫史上,，這也許是最后一次將藝術真實性的標準認真向前推進的機會?！?/p>

宋徽宗對自己的文化修養(yǎng)和造詣無疑也是自信的,。“到了19歲的時候,，他就很自信可以開創(chuàng)一種非常特別的風格,。他不想模仿王羲之或王獻之，非常有創(chuàng)造性,，也非常獨特,。”令人感慨的是,，滅亡北宋的金國皇帝章宗,，就是宋徽宗的粉絲，他的書法“悉效宣和字（瘦金體）”,，幾可亂真,，許多人第一次看到金章宗的書法作品時，都誤以為是宋徽宗手筆,；章宗還刻意模仿徽宗的繪畫偏好,，聽說徽宗作畫“以蘇合油煙為墨”，也高價購來同樣的墨,。

在伊沛霞看來,，徽宗并非只是沉溺于藝術的昏庸之君,，相反，他在文化上,、藝術上所做的努力都有意識地與政治功能相聯(lián)系,。宋徽宗在文化上和藝術上推行的種種舉措，實則是為政治服務,，而他的藝術家形象也有助于增加他作為帝王的威信,。

伊沛霞的書里也細致入微地刻畫了蔡京、童貫這些在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中幾乎被臉譜化的人物,，比如在家喻戶曉的《水滸傳》里,，蔡京就直接被定性為“奸臣”。宋徽宗對蔡京的信任和倚賴被后世所詬病,。真實歷史里的蔡京是什么樣子的呢,？又該如何看待徽宗對蔡京的信任呢？“徽宗信任他是完全有理由的,。蔡京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是一名非常高效的行政管理者和財政管理的奇才，是他讓這個系統(tǒng)運轉起來,?！?“蔡京能夠從稟告給皇上的大量問題中迅速理清頭緒，找出其中的重要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建議,。”或許為了讓現(xiàn)代讀者對幾百年前的歷史人物有一個更為直觀的理解,，伊沛霞把蔡京比喻成現(xiàn)代企業(yè)里CEO類型的人,。

伊沛霞另一個角度的觀察也很有意思：“我感覺徽宗對蔡京的感覺有點像對父親——他父親（神宗）死時，他才3歲,。蔡京和他父親的年齡相仿,，他們對文化的興趣和審美上的品味也非常相似?！被兆趯Σ叹┑男湃?，還有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與彼此欣賞。實際上,，蔡京一直不同意與金國結盟,。當后來局勢惡化時，宋徽宗對手下說,，蔡京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終反對北伐的人,。

熟悉和喜歡宋史的人能在《宋徽宗》一書里找到很多“老朋友”，比如蘇軾與王安石等人的政治歧見,，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也都寫一手好文章,。但是他們對時局的看法不一樣?；ハ酄幎?。這種情況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一個黨提出一個意見,，另一個黨就反對,。”提到蘇軾,，伊沛霞說,，她對這位大文豪有“非常正面的看法”?！拔业睦斫馐?，從某種程度上說，徽宗有點為那么多人喜歡蘇軾而不快,，”這是另一種文人之間的嫉妒,？“我想即便是現(xiàn)在，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一些優(yōu)秀的作家也許有類似的感覺,。這也許是人的共性吧！”她笑著回答,。

伊沛霞直言：“我對徽宗的詮釋比傳統(tǒng)的歷史學家更具同情心,。”的確,，“以史為鑒”的修史思路,，容易出現(xiàn)剪裁歷史、以是非遮蔽史實,、忽視歷史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伊沛霞對宋徽宗的“同情與理解”，有助于我們擺脫單一視角看待這位個性明顯的北宋君主,。雖然,，有學者認為伊沛霞對宋徽宗的某些辯解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但也都承認,，她對宋徽宗的整體還原是成功的,。

宋朝文化上的繁榮與軍事上的衰弱形成鮮明對比。這是否也是這個王朝的悖論,？“宋朝的開國者視軍事為一種危險,，這與歐洲一些王朝不太一樣,，歐洲的王朝通常會有一位退役的軍事將領在內閣中。但是在宋朝政府里,，是根據文藝的才能——比如寫詩的好壞來選拔官員的,。這是不同的管理方式?！?/p>

實際上,，如果我們站在全球史這一更大的歷史空間來看，對北宋與“末代皇帝”徽宗的命運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理解,?！笆堑模谙鄬喕墓适轮?，我們會認為宋是唯一的主角,，但事實是，當時的遼和金也同樣強大,。這段時期,，北宋面臨相對于漢唐時期軍事上更強大的鄰國?！比绻源藶楸尘?，我們能否進一步假設：即便徽宗當年做了正確的選擇，是否只是延遲而無法最終逃避北宋被滅亡的命運,？

“對,，這是我說的另一個偶然性的意思。雖然金滅了遼,、北宋,，但最終還是沒能逃脫被蒙古大軍滅掉的命運?！?/p>

有趣的是,，在宋徽宗傳記中，伊沛霞也時常將這位傳主置于跨文化的角度下來觀察,。她說,，中國讀者批評宋徽宗建大園林、收藏那么多的畫,，但是“建筑,、裝飾和收藏的欲望在全世界的君主中都非常普遍”，她說,，與其他地方的皇室相比,，徽宗為了加強皇室威嚴而投入的花費不算出格。

又比如，歐洲皇帝有狩獵的傳統(tǒng),，一方面熟悉軍事,，一方面可以保持與外界、與下層社會的溝通,，這也是皇帝加強,、維護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與政治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手段?！暗袊那樾尾惶粯印Ｒ驗檫h離一線,，前線將領往往不敢將失利的真實情形匯報給皇帝,，即使匯報了，也是非常遲的,，導致他的應對策略既滯后又誤判,。

“將領們可能希望明天戰(zhàn)況有好轉，這樣他們就不把今天的失利報告上去,?！比绾蔚玫揭痪€即時的、真實的消息確實是一個大問題,。中國這么大,，需要更長的溝通和交流時間。在高宗時期,，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他要給他們多大的自由空間,，讓他們自己做決定？將領們經常說,，如果不讓我根據形勢來做處理,，那我通常會失敗,；而統(tǒng)治者又感覺被冒犯了,。

如果以開啟宋徽宗的研究為起點，這本《天下一人》到最終出版前后用了15年的時間,。伊沛霞坦承這本書本是為西方讀者寫的,，但結果證明，它在中文世界里收獲的讀者,，遠遠超過英語世界的讀者,。宋徽宗傳記在中國的成功，讓伊沛霞多少有些意外,?！罢f老實話，我到現(xiàn)在都不太知道這本書到底賣了多少。雖然是翻譯過來的書,，但中國的讀者遠遠比在美國的多,。”她笑著說,，“也許因為他是中國的皇帝吧,！”

當被問及寫這部書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伊沛霞回答：材料收集,。宋朝的材料不可謂不多,，但很多都是后世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難免有所剪裁,，并且充斥著訓誡味道,。她舉例說，《宋史·蔡京傳》是根據彈劾他的奏章寫的,，而要了解蔡京在徽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要仔細分析那些通常帶有偏見的證據。為此,，“我轉向最早的,、后人改動最少的原始資料”。早年扎實的古文功底使得伊沛霞可以直接閱讀大量原始材料,，包括宋徽宗頒布的詔書,、呈遞給徽宗的奏章、筆記和各類傳記,。她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幾乎一切與徽宗時代有關的史料,，這需要的除了耐心和毅力，還有功底,、眼力和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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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國

早在大學二年級時，伊沛霞就把自己未來的職業(yè)選擇與學術和教育聯(lián)系在一起,。伊沛霞教授是位勤勉的學者,，美國學界也以一系列的獎項對她的努力予以肯定和回報。2014年,，為表彰伊沛霞在學術研究上的貢獻,，美國歷史學會（AHA）為她頒發(fā)終身成就獎。她還獲得了2020年度的"亞洲研究杰出貢獻獎"（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除了大量的學術專著外,，伊沛霞還撰著或合著了6本廣為使用的中國史、東亞史,、世界史,、史料教科書，其中最為中國讀者熟悉的，是《劍橋插圖中國史》(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

有趣的是,，當年輕學者伊沛霞逐漸在學界闖出名氣時，出版社找到她,，請她來寫《劍橋插圖中國史》——伊沛霞并不知道是誰在背后推薦了她,，但出版社提出的初版印數(shù)18000冊讓她非常動心，“在這之前不久,，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著作,，當時只印了850冊”，她笑著說,?！秳虿鍒D中國史》的成功令伊沛霞非常意外，它一直被哈佛大學,、伯克利大學等學校當作教材在使用，也被翻譯成好幾種語言,，在中國也很受歡迎,。“可能是大家想看一個西方人寫中國歷史的角度吧,?！?/p>

在這本面向西方普通讀者的書中，伊沛霞遇到的最大挑戰(zhàn)是如何講述中國這個歷史漫長的國家,。伊沛霞說,，她試著勾畫一兩個有關中國的最緊要的問題，比如“它的巨大和歷史連續(xù)性”,。伊沛霞向西方讀者發(fā)出這樣的疑問：這十多億人口——比東歐,、西歐和北美人口的總和還多——逐漸認為自己擁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認同感,，這是怎么發(fā)生的,？為什么他們沒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那樣，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而分裂成一個個相互猜忌的群體,？對此，伊沛霞嘗試著做出自己的解釋,，包括中國的地理位置,，它的形聲書寫系統(tǒng)，以及強大統(tǒng)一政權的長期經驗,?！爸袊且粋€長時間使用一種語言的國家，而歐洲不一樣。直到19世紀,，歐洲受過教育的極少數(shù)人說拉丁語,，但它切斷了同普通人的聯(lián)系。在中國,，即便是金朝,，它也使用與宋朝相似的文字，即使王朝更替,，構成文化基礎性的元素,，也有極大的相似性?！?/p>

“如果你不了解中國的歷史,，就不會理解現(xiàn)代中國?！?這是伊沛霞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時,，通常所用的開場白?！拔覀兡且淮鷮W者的目標是讓美國公眾更好地理解中國,。”這大概也是這位學者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